金融危机是使业已安家的农民工返乡的直接动因，但使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开的根本原因，却是城市与农民工之间的疏离关系。城市繁荣的时候，农民工与城市一起繁荣，他们为城市工作，并获得回报，甚至从农村接来妻儿，安家落户；但一旦城市面临萧条，农民工们则立刻陷入更凄惨的境地，他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居无所，医无药，甚至当他们决定返乡的时候，仅有的一点财产都不知道在城市中如何安置，城市也不会为他们提供一张客票......说到底，我们的城市与广大的农民工是一种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关系，否则，即便有天大的危机，也是城市的所有居民一起担着，勤劳的农民工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难道乡村比城市更容易抵御风险？

一路艰辛走到重庆，很快就能回家了。 记者 钱波 摄

一路的奔波使得皮鞋破旧不堪 记者 钱波 摄

        一群在广东汕头谋生的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无法再维持都市中的生活，不得不拖家带口，驾驶着平日用于谋生的三轮摩托车，拉着所有家当，踏上回家的旅程。这一段长达3000公里的回家路，当媒体记者在重庆与他们遭遇的时候，由于一路上风餐露宿，农民工们无不蓬头垢面。

        尽管媒体报道了几则游子们在归家长路上遇到的一些温馨故事，比如好心人提供的热饭、交警的宽容放行等，但整个新闻给人的感觉主要还是两个字：心酸。美国的金融危机能够如此深刻的恶化大洋彼岸我国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使人心酸；农民工如此无奈的告别城市，使人心酸；农民工的贫穷与节省，也使人心酸。

       看到连已经在城市安家的农民工都因衣食无着而成群结队的返乡谋生，我首先产生的一个疑问是，国际金融危机到底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连篇累牍的对国际经济形势的报道，看到关于国家投资几万亿的报道，但却看不到多少明确的关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民生的报道，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是象汪洋书记说的那样“基本面”没有问题，倒闭的中小企业都是“落后的生产力，被市场所淘汰”？还是真的正面临着严重困难？我想，这些答案除了让经济学家讨论，还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找，除了象本文开头反应的普通民工的活计状况可以做参照之外，比如去饭店就餐的客流量如何，出租车司机拉客量如何，都可以成为参考指标。

        有网友评论说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经济概念，如果农民工们都坐火车返乡，想必比3000公里自助路上的花费多不了多少。这当然是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农民工们选择的长路早已不是简单的“返家”两字可以形容，而是迁徙，是搬家。他们的三轮车上有老人、有妇女、有妻儿，还有“板凳、被褥、热水瓶、塑料桶等”，几张火车硬座票，恐怕载不动几多家什。

       在我看来，金融危机是使业已安家的农民工返乡的直接动因，但使他们义无反顾的离开的根本原因，却是城市与农民工之间的疏离关系。城市繁荣的时候，农民工与城市一起繁荣，他们为城市工作，并获得回报，甚至从农村接来妻儿，安家落户；但一旦城市面临萧条，农民工们则立刻陷入更凄惨的境地，他们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居无所，医无药，甚至当他们决定返乡的时候，仅有的一点财产都不知道在城市中如何安置，城市也不会为他们提供一张客票......说到底，我们的城市与广大的农民工是一种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关系，否则，即便有天大的危机，也是城市的所有居民一起担着，勤劳的农民工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难道乡村比城市更容易抵御风险？

        看到这些三千公里举家迁徙的中国农民工，我不由得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名著《愤怒的葡萄》，从四川到汕头，从汕头回四川，正仿佛书中经历了大萧条的美国农民从风沙迷漫的俄克拉何马州平原迁徙到富庶的加利福尼亚州谷地的一路，他们以为到西部种葡萄能发财，但到了西部，却发现那里也不是天堂，没有人关心穷人的生活......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执政党对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这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而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正是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公正与和谐，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的全局。如果我们的城市在农民工最困难的时候都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庇护和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又何谈解决好农民工的问题？